本刊专稿

• 无形的社会织物：都市社会统治组织——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解读

  张一兵;

  列斐伏尔认为，资产阶级的都市化进程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但都市社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着一个历史生成过程。都市化进程不是某种物性现实（城市建筑、机器和财富），而是一个不断吞食世界的关系性空间怪物。这种都市问题式，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将一种特定控制世界的实践推向地平线的生产方式。都市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的确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且日益占据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支配性地位。

  2024年01期 No.380 5-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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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 抽象劳动概念的当代论争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

  谢亚洲;王劲坤;

  在李嘉图与贝利之间，马克思通过提出抽象劳动这一科学概念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革命。交叠着生产与交换维度的抽象劳动概念揭示了劳动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但引起了对这一形式本质的不同理解。基于抽象劳动的双重维度，德国“新批判派”和“新阅读派”对这一范式革命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解。立足于生产视角，“新批判派”学者库尔茨认为，马克思的范式革命体现在劳动二重性上，而抽象劳动则是作为生理耗费的社会再生产的先验，揭示了一种生产所固有的先验社会性。但立足于交换视角，德国“新阅读派”学者海因里希认为，这一范式革命体现在价值形式上，而抽象劳动则是在交换中构建的社会性有效关系，揭示了一种交换所实现的回溯性社会化。

  2024年01期 No.380 18-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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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 论知识谱系的“筛网效应”

  王列生;

  对知识谱系学而言，“筛网效应”与“雪球效应”功能均等。人类在认识世界与反思自身的过程中，知识成果并非一味正向增量和拓值，知识史与知识谱系也并非同步单向度进化抑或代际延展。恰恰相反，在认知修正与知识证伪中，因为大量既有知识渐进性失真、失效以及失惑，人们会在放弃这些知识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知识史复述及知识谱系重建，从而也就意味着知识准入与知识退出，对知识存在论而言具有同等的价值地位。知识谱系学中的“筛网效应”，即以一种隐存的学理机制，对信度、效度和标识度衰减到临界点以下的所有知识单元进行筛除，从而在自调节功能充分实现的过程中，确保规避知识反噬的同时，实现知识对人类生存支撑功能的最大化，这其中包括有助于个人学习的精约化与靶向性。

  2024年01期 No.380 35-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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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蔽之蔽：荀子解蔽方法论的双重旨向与效应

  储昭华;

  与关于道的两重特征描述相对应，荀子的解蔽方法论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理路：整体的普遍之道应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以此为基点，其蕴涵着以解蔽实现多元开放的互补融合的潜在发展趋向；而价值之道只能有唯一的正道，礼义之道才是“不蔽”的标志和必然之选，因此其最终以对儒家价值的捍卫和巩固为旨归。二者之间不仅隐含矛盾张力，且实质上最终导致后者对前者的消解。这两种理路及其效应的矛盾统一的特征，并不限于这一方法论及的荀子思想本身，而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需要认真辨析和思考。

  2024年01期 No.380 53-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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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

• 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再评价

  丁堡骏;夏鑫雨;

  兰格提出了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试图证明中央计划局可以在没有生产资料市场的条件下通过试错法模拟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兰格模式对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将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改革蓝图；另一方面，苏联将模拟市场视为制定计划的标准。在改革开放初期，兰格模式曾一度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兰格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时，并未意识到该理论具有经济自由主义的本质。事实上，兰格对计划（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没有超越亚当·斯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没有超越欧根·杜林。我们应当吸取兰格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特别是在对市场这个调节手段的认识上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2024年01期 No.380 68-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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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探讨

• 社会学研究的生活视角及其本土阐释：以费孝通的晚年反思为线索

  熊万胜;杨君;

  社会学研究社会生活，但是在研究“社会”和研究“生活”之间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当前的局面是，社会学非常关注社会整体的秩序和发展，却未能同等地兼顾大众的生活感受。一种社会学的生活视角正在形成，它已经展开为“社会的生活”视角、“生活的社会”视角和“我的生活”视角。“我的生活”视角隐含了从学术自觉迈向文化自觉的重要路径，而费孝通是这个路径上的探路者。以费孝通的晚年反思为线索讨论这种新视角的理论基础，梳理了“我的生活”的视角对于“我”和“生活”的理解，并且讨论了关于“我的生活”研究方法论问题。生活视角关注人，却不是一般地关注人，而是关注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是关注作为“我”的人。社会学研究的生活视角并非“社会学研究的生活转向”，不是要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压缩到日常生活领域，而是要从人的生活出发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是有大致方向的，他非常关注大众的生活感受，他的晚年反思对于我们提出社会学研究的生活视角有非常明确的指示意义。

  2024年01期 No.380 88-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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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向的意义”与韦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李钧鹏;沈文艺;

  马克斯·韦伯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吗？如果是，他又是什么样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关键在于“个人”和“解释”。借助于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对韦伯的立场进行深入的分析。韦伯笔下的“个人”是“有意义”的个人，而韦伯所说的“有意向的意义”并非某种单一层面的固定含义，而是一种“意义关联”。在解释层面，这种形态的“个人”以两种形式参与解释：通过构成性方式参与物质因素的建构，借此间接参与解释；或个人通过意向性解读直接参与解释。正是韦伯的“意义关联”以及由其导向的意向性解读使得韦伯成为一名方法论个人主义者。

  2024年01期 No.380 111-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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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 “文治”困境：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

  李俊领;

  祀孔典礼是民国北京政府实施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关系密切。1914年，其主持拟定《祀孔典礼》方案，后又稍作修订。1919年，徐氏实行“文治”方略，通令将清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同年秋丁，其亲临北京孔庙主祭。然而，这一祀孔典礼的教化作用有限，无助于改变民生凋敝、武人干政的时局，反而刺激新知识人进一步追求个性解放，致使整个社会的撕裂程度不断加剧。整体而言，徐氏参与的祀孔典礼尚未与时俱进，缺乏民主精神与民生基础，致使其“文治”流于形式。在走向共和的“过渡时代”，如何批判性继承“祀孔”传统与“治教合一”方略，是考验民初执政者之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命题。

  2024年01期 No.380 129-1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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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公平视角下民国房产税的征收与使用

  刘巍;

  民国时期，房产税作为地方税种，成为市政开支的重要来源之一。从理论上看，房产税可以兼顾支付能力原则和受益原则，有效体现税收公平，但在实践层面却出现了税源监控不力、计税依据失实、税收负担畸重、税款使用失当等问题，导致税收公平未能实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房产信息复杂和征管水平低下，更源于纳税人权利的缺失。民国年间，纳税人并没有能够真正参与税政，无法有效影响和干预政府决策。在绝大多数时候，房产税的征收和使用没有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基本上只是政府单方面意志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房产税的正面功能未能有效发挥，成为近代中国财政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遗憾。

  2024年01期 No.380 144-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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